村子里的酒鬼们

我有个好朋友A，她父亲是个酒鬼。从年轻时候便开始喝酒，原来只是朋友相聚喝一喝，逐渐三餐之前先喝一两二锅头，二两二锅头，到喝酒多过吃饭，到只喝酒不吃饭，到喝垮了身体；小时候A家里算小康，逐渐因为酒而争吵，哭声、打砸声，身心俱穷了下去；父亲不时因为酒后驾驶摩托车而出事故，原本一家算幸福的四口，A的愿望却是逃离这个家，母亲出走，哥哥毕业后再未回过家。三十年过去。如今一家人散开了去。A说，有时给她父亲打电话，听到那头醉醺醺的声音，也没有什么感觉了，默默就挂了。

 

我和A是同村的小伙伴，一起玩到大。大学也在一个城市。A对我说：“我爸全身每一个细胞里没有别的，全是酒精。”酒，在A的生活里，没有文学作品中的豪放与诗意，全是烂摊子和创伤。

 

在来北京读研之前，我都不知道喝酒也算个病。我只知道A的父亲不正常，但除了一起吐吐槽，安慰安慰朋友，也没有什么办法改变。我家所在的村子不到150人，除了A的父亲，还有其他三两个酒鬼，经常是酒鬼见酒鬼，眉开眼笑不醉不归。我们小孩子见了他们也是离得远远的。怕对方发酒疯。

 

在临床心理科待了半年，第一次知道了“酒精使用障碍”“酒精依赖综合征”“酒精所致的精神和行为障碍”“酒精戒断状态”等等诊断名词。我们称他们为“酒依赖患者”。来来往往的酒依赖患者，有反复复饮N进宫的，也有真的成功戒了酒，从此回归正常生活。

 

某一天主任查房，一个主动来住院要求戒酒的患者说，“我在这里可以做到不喝，但回到单位，不喝酒是不可能的，不喝酒，工作就干不了，朋友也处不了。可是如果做不到滴酒不沾，下一次很快我就会再次住院。这次住院也是和单位说去三院看肝脏，不敢说是来六院戒酒。”

 

我当时听了不以为然。都是借口，哼！

 

一个月之后我参加了人生第一场婚礼。婚宴上觥筹交错自不必说，家宴上杯光盏影，那劝酒的架势，让我真正体会到了对于酒依赖患者出院后“滴酒不沾”的艰巨性。酒是关系，酒是感情，酒甚至是亲情。这“酒文化”有着千年底蕴，简直坚如磐石、固若金汤。说起来好笑，当时我满脑子想的都是“祈祷在座的各位没有酒依赖问题，没有曾经戒酒过的。否则，一杯下去，万劫不复不只是开个玩笑而已”。

 

2001年的流行病学调查（五个城市）表明，男性、女性和总的酒依赖时点患病率分别为6.6%、0.2%和3.8%。（《精神病学》本科教材 第7版）。农村的情况如何呢？我用我直观的感觉来简单计算一下：我印象中，几乎每个村里都有3、4个酒鬼，取3个好了。我家乡的县城有20.36万人（2012年），假设患病率为1%好了，那就有2036个酒鬼。（脑补一下画面感，好可怕！）这么算也不客观。县城一共有141个自然村，按我的印象，一村3酒鬼，一共有423个酒鬼。也不少，能坐满一个电影院。

 

去年我回家，看到新盖的县医院大楼。进去溜达的时候看到门诊有精神心理科的诊室，惊喜了一下，屁颠屁颠跑去看。一个医生说，精神心理科只有周四下午半天的门诊，由市里的医院的精神科医生过来坐诊。

 

真是一个残酷的现实。423个酒鬼，一个精神科医生。而这一个精神科医生的半天还不仅仅是管酒鬼的，还要管其他精神科的疾病。我甚至有点好奇，这半天门诊有几个患者来看？即使是县城里，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有精神疾病这个名词。

 

那些因酒依赖而残破凋零的人生与家庭，那些因酒依赖而满载创伤的童年阴影，那些因酒依赖而出事故死亡的人们啊，你们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

 

另一个视角：我姐姐常年在世界游荡，评论道：在菲律宾的三年，华人社团非常活跃，但是绝大部分宴席上都是果汁和饮料。只有商会换届的时候，宴会上有酒。我们都觉得，华人在异乡，能够把这根深蒂固的“酒文化”给抛弃了也挺不容易的。

PS：给有戒酒需要的人（转自北大六院临床心理科）：戒酒无名会（AA）中国网络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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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网络会议每晚20:00在YY频道20260719/16537750/51/43854999举行。

家属网络会每晚21:00在YY频道11935610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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