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里是精神病院
文/@梁晓声
慈爱
高墙内，集中错乱的意识形态；外，是正常的，普识如是。
三排旧红砖房，分隔成若干房间。对扇铁门，仿佛从没开过。上有小门，一天也开不了几次。院中央有一棵树，塔松，栽不久。铁门左右的墙根，喇叭花在夏季里散紫翻红，是美的看点……
我父母去世后，我将从二十一岁就患了精神病的哥哥，从哈尔滨市的一所精神病院接到北京，他起初两年就在那里住院。
哥的病房，算他五名病人。二人与哥友好。一是丘师傅，比哥的年龄还大，七十几岁了；一是最年轻的病人邹良，绰号“周郎”。丘师傅曾是某饭店大厨，据老哥讲，他患病是儿女气的，而“周郎”原是汽车修配工，因失恋而精神受伤。他整天闹着要出院，像小孩盼父母接自己回家。
某日傍晚，大雨滂沱。坐在窗前发呆的丘师傅，忽然站起，神情焦虑，显然有不安的发现。于是引起其他病友注意，都向那窗口聚集过去。斯时雨鞭夹杂冰雹，积满院子的雨水已深可没踝。指甲大的冰雹，砸得水面如同沸鼎。而一只小野猫，无处可躲，境况可怜。它四爪分开，紧紧挠住塔松树干，膏药似的贴着，雷电间歇，一声比一声凄厉地叫。才是不大点儿的一只小猫，估计也就出生两个多月。它那种恐惧而绝望的叫声，带足了求救意味。塔松叶密，它已无法爬得再高；全身的毛被淋透，分明是坚持不了多久了……
丘师傅毫无先兆地胃疼起来，扑在床上翻滚。病友们就拉开窗，齐声叫喊医护人员。一名穿水靴的护士撑伞而至，刚将门打开，丘师傅一跃而起，冲出——他从树上解救下了那只小野猫，抱在怀里跑回病房。待护士恍然大悟，小野猫已在丘师傅被里，眼前的丘师傅成了落汤鸡。护士训斥他不该那么做，命立刻将小野猫丢出去。丘师傅反斥道：“是你天使该说的话吗？”护士很无奈，嘟哝而去。从此，那一只小野猫成了那一病房里五名精神病患者集体的宠物。每当医护人员干涉，必遭一致而又强烈的抗议。
女院长倒是颇以病人为本，认为有利于他们的康复，破例允许。丘师傅贡献洗脚盆当小猫沙盆，于是以后洗脸盆一盆二用。而“周郎”，则主动承担起了清理沙盆的责任。院长怕院子里有难闻气味，要求必须将猫沙深埋。都是来自底层人家的病人，谁又出得起钱为小猫买什么真正的猫沙呢？每日在院子里做过集体操后，同病房的五人，这里那里铲起土，用扇破纱窗筛细，再用塑料袋带回病房。他们并没给小野猫起名，都叫它“咪咪”而已。当明白了它是一只瞎眼的小野猫，更怜爱之。
“咪咪”肯定是一只长毛野猫和短毛野猫的后代，一身金黄色长毛，背有松鼠那种漂亮的黑色条纹。而脸，却是短毛猫的脸，秀气，极有立体感。倘蹲踞着，令人联想到刚走下T台的模特，裹裘皮大衣小憩，准备随时起身再次亮相。“咪咪”特文静，丘师傅枕旁的一角，是它最常卧着的地方。而且，一向紧靠床边。似乎它能意识到，一只侥幸被人收养的流浪猫，有一处最安全的地方卧着，已是福分。它很快就对病房里五个人的声音都很熟悉了，不管谁唤它，便循声过去，伏在那人旁边。且“喵喵”叫几声，表达娇怯的取悦和感恩。它极胆小，一听到医护人员开门锁的响动，就迅速溜回丘师傅的床，穿山甲似的，拱起褥子，钻入褥子底下。有次中午，另一病房的一名病人闯来，一见“咪咪”，大呼小叫，扑之逮之，使“咪咪”受到空前惊吓。“周郎”生气，厉色宣布对方为“不受欢迎的人。”“咪咪”的惊恐却未随之清除，还是经常往褥子底下钻。五名精神病人困惑，留意观察，终于晓得了原因——是由于他们在病房走动时，脚下塑料拖鞋发出的“咯吱”声。拖鞋是医院统一发的，“咪咪”难以从声音判断，是不是那个“不受欢迎的人”又来了？他们便将五双拖鞋退了，凑钱让护士给买了五双胶底的软拖鞋。此事，在医护人员中传为精神病患者们的逸事…
那是一家民办的康复型精神病院，享受政府优惠政策，住院费较低，每月一千余元。亲人拿患者实在没办法了，只得送这里来接受一时的“托管”。病情稍一好转，便接回家去。每月一千余元，对百姓人家那也是不小的经济负担啊！所以，病员流动性大。两个月后，同病房的病友已换二人；两名新病人不喜欢猫……
丘师傅对“周郎”比以往更友好了，有时甚至显出巴结的意思。他将自己的东西，一次一两件慷慨地给予“周郎”。当他连挺高级的电动剃须刀也给予时，他最年轻的病友惴惴不安了。当着我老哥的面，“周郎”问：
“你对我也太好了吧？”
丘师傅却说：“近来，我夜里总喘不上气儿。”
“你对我也太好了吧？”
“我觉得，我活不长了。”
“我的东西，有你看得上眼的吗？”
“你说，我要是死了，咪咪怎么办？”
“还有我和老梁爱护它呀。”
“老梁是指望不上的。他弟弟不是每次来都说，正替他联系别的医院吗？”
“就是老梁转院了，那还剩我呢！”
“你要是出院了呢？” .
“那我就不出院。不行，我家穷，我也不能总住院啊！”
“我要是真死了，会留给医院一笔钱，作为你的住院费。为了咪咪，你可要能住多久住多久，行不？”
“这行，哎你还有什么东西给我？”
“我死了，我的一切东西，凡你想要的都归你……”
我去探视哥哥时，哥哥将他的两名病友的话讲给我听，显出嫉妒友情的样子。我笑笑，当耳旁风。
翌年中秋节前，我买了几箱水果又去，听一名护士告诉我，丘师傅死了。患者来去，物是人非。认得我并且我也认得的，寥寥无几了。
在探视室，我意外地见到了“周郎”，他膝上安静地卧着咪咪。那猫长大了，出落得越发漂亮。他老父母，坐他对面。
“儿呀，你就跟我们回家吧！”
他老母亲劝他。看来，已劝很久。
“周郎”说：“爸，妈，我的病还没轻我不回家。”
他老父亲急了，训道：“你就是因为这只猫！”
“还因为丘师傅，他活着的时候对我那么好。”
“我们对你就不好了吗？”
“爸，妈，我不是这个意思，可……我得说话算话啊！”
那是精神病人的青年，轻抚了几下咪咪，突然长啸：“啊哈！我乃周瑜是也……”
接着，东一句西一句，乱七八糟地唱京剧。而咪咪，动一动，更加舒服地卧他膝上，习以为常。
两位老人，眼中就都流泪。
我的哥哥患病四十余年中，我无数次出入各类精神病院，见过各种表现的许许多多的精神病人；却第一次听到精神病人不肯出院的话，为一只瞎猫，一份承诺，和对友情的感激……
我心怦然。
我心愀然。
“周郎”终于不唱，指着我对老父母说：“你们问问这个是作家的人，我一走了之，那对吗？” .
两位老人，也都泪眼模糊地看我，意思是——我们的儿子，他究竟说的是明白话还是糊涂话啊？
我将两位老人请到探视室外，安慰他们：既然他们的儿子不肯出院，又何必非接他出院不可呢？随他，不是少操心吗？
两位老人说，一想到住院费是别人预付的，过意不去。
这时院长走来，说丘师傅根本没留下什么钱。说丘师傅自己的住院费还欠着一个多月的，儿女们拖赖着不肯来交。又说小周是几进几出的老患者了，医院也需要有一定比例的轻患者，老患者，利于带动其他患者配合治疗。民政部门对院方有要求，照顾某些贫困家庭是要求之一。并大大夸奖了“周郎”一番，说他守纪律，爱劳动，善于团结病友。
我扭头向病室看时，见“周郎”在室内侧耳聆听……
如今，六七年过去了，我的哥哥，早就转到现在这一所医院了。
几天前我去探视他，陪他坐在院子里的长椅上，陪他吃水果，聊天。
老哥忽然问我：“你还记得小周吗？就是我在前一所医院的病友……”
我说记得。
哥哥又说：“他总算熬到出院的一天了。”
我惊讶：“他刚出院？你怎么知道？”
“我们一直通信来着。”
“你和他？……一直通信？……” .
“咪咪病死了。小周把它埋在了那一棵松树下。他在写给我的信中说，做了一回说话算话的人，感觉极好……”
“怎么好法？”
“那他没说。”
六月的夕阳，将温暖的阳光，无偿地照在我和我的老哥哥的身上。四周静谧，有丁香的香气。
我说：“把小周写给你的信，全给我看看。”
哥说：“不给你看。小周嘱咐，不给任何人看。”
老哥哥缓缓地享受地吸烟，微蹙眉头，想着一个老精神病患者头脑中的某些错乱的问题。四十余年来，他居然从不觉得思想着是累的。
我默默地看他，想着我们精神正常的人的问题。有些问题，已使我们思想得厌倦。
忽然他问：“哪天接我出院？”
那是世上一切精神病人的经典话语。
他眼中闪耀渴望的光……
斯文
那里，我所见到的最斯文的人，莫过于第六病房的“二十八床”。
哥哥也在第六病房。哥哥的床位是二十七。
有次我进入第六病房为哥哥换被罩、换褥单，并要将他的脏衣服带走，于是看到了哥哥那名最斯文的病友。我说他最斯文，乃与别的患者相对而言，也是指他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
当时他的床上放着笔记本电脑，看起来那电脑还是新的。他正背对着哥哥的二十七床打字。我是一个超笨的人，至今不会操作电脑，故对能熟练操作电脑的人，每心生大的羡慕。他背对着哥哥的床，便是面对着病房的门。患者们都在院子里自由活动，我没用哥哥陪我进病房，而是自己进入的。我以为六病房那会儿没人呢，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猛可地见一个人在精神病院的病房里用笔记本电脑打字，别提令我多么惊讶了。
他四十几岁的样子，脸形瘦削，白皙，颜面保养得很好。显然是个无须男子，脸上未有接触过剃须刀的迹象。那么一种脸的男子，年轻时定是奶油小生无疑。连他的脸，也给我斯文的印象。那时已是初秋月份，他上穿一件灰色西服，西服内是白色衬衣。衬衣的领子很挺，尚未洗过。而且，系着领带；暗红色的，有黑条纹。他理过发没几天，对于中年男子，那是发型最精神的时候。他的头发挺黑，分明经常焗染；右分式，梳得极贴顺，梳齿痕明显，固定，因为喷了发胶的缘故。有些男子对自己的发型是特别在乎的，喜欢要那么一种刻意为之的效果。看来他属于那一类男子。
我以为自己进错了地方，撤回已经进入病房的那一只脚，抬头看门上方的号牌——没错，这才步子轻轻地走入。
他抬头看我一眼，目光随即又落在电脑屏幕上。我经过他身旁时，瞥见一双比他的脸更白皙的手。那是一双指甲修剪得很仔细的手，数指并用，在键盘上飞快的敲点，如同钢琴家在微型钢琴上弹奏一支胸有成竹的曲子。
我走到哥的病床旁，于是也就站在了他背后。他立刻将电脑合上，却没合严，用几根手指卡着。分明的，防止我偷看。
这使我觉得不自在。
我低声地，也是很礼貌地问：“我想为我哥哥换被罩和床单，可以吗？”
“请便。”
他的语调听来蛮客气的，并无拒人千里的意味儿。但是，一动未动。
我开始做我要做的事，他站起来，捧起电脑。我发现他下身穿的却只不过是病服裤子，脚上是医院发的那种廉价的硬塑料鞋。袜子却肯定是他自己的。一双雪白的布袜。
我于是断定，这个起初使我另眼相看的男子，终究也是一名精神病患者。
在我看着他的背发愣之际，他转过了身，彬彬有礼地说：“让您见笑了！”
之后，捧着电脑绕到他病床的另一侧，再将小凳也拎过去，款款坐下，又打起字来。那么，我就是有一米长的脖子，也难以偷看到他在打些什么内容了。
再之后，彼此无语，我默默做我的事，偶尔瞥他一眼，见他嘴角浮现笑意。是冷笑。一丝。
冷笑……
还是冷笑……
我于是感觉周身发寒。
在一阵阵或急促或徐缓的敲键声中，我终于做完了我的事。
当我离开病房时，他头也不抬地说：“再见。”
连他的语调，也变得冷冰冰的了……
来到院子里，我问哥哥，他病房那名新病友起先是什么人？
老哥说，“二十八床”是外地来的，在一座小城里当过科长，至于哪方面的科长，老哥也不清楚。 我说，在小城，科长是挺有权的人了。精神病，那也不一定非要到北京才能治啊。
老哥说，那小城没精神病院。“二十八床”已在省城的精神病住过两次院了，未见好转……
我和院长熟了，遂怀着困惑去问院长。
院长告诉我：“二十八床”原本当科长当的挺舒服的。那是小城里的闲职，属于权虚事少，却又非有不可的位置。在从前，那类科长的班上情形，被形容为吸着烟，饮着茶，看着报，接电话，发文件。现而今，办公现代化了，配电脑了，于是连报也不看了，变成拿公务员工资的“网虫”了。起初还只不过在办公室里玩玩网上麻将或电脑游戏，后来腻歪了，兴趣转向热衷于参与网上话题了。一坐办公椅上，第一件事便是开电脑，接着一通点击搜索。有讨论可参与，便激动，便亢奋。倘无，一天都没精神，缺氧似的。偏偏那一时期，要提拔一位副处长。他已做了八九年科长，自认为早该轮到提拔他了。属下们也有这种看法，甚至预先对他说恭喜的话了。他呢，半情愿不情愿的，已宴请过两次了。不料竟是梦里看花水中捞月一场空，他是多么的郁闷和失落不言而喻。大约从那时起，他开始在网上骂人了。他骂人并非由于观点对立，仅仅是需要骂人。用日语说，是“无差别之骂”，随意性极大。闯入一个网站，只要有话题，上来就是一通乱骂。也许在这个网站似乎支持甲方，大骂乙方。到了下一网站，同一话题，挨他骂的却是乙方了。日复一日，越骂越花花，越骂越来劲儿。最后，也在各机关网站开骂了，而且专骂熟人，朋友也不例外，骂得最具快感。骂过之后，见了面照旧握手、拍肩、称兄道弟，亲热有加。快感也有加。却又心里犯嘀咕，怕熟人和朋友们有朝一日识破他的两面性，于是加倍地对熟人和朋友主动示好。那么做了，心理不平衡，背地里又在网上骂，于是活得心里超累。某日，同事们在办公室谈网络之事，讲到了与他类似之人的类似之事，他就以为是含沙射影，针对他；大打出手，接着歇斯底里大发作。其实同事们根本不是在说他，是他自我暴露了。若不然，挨过他骂的人谁都不会想到骂自己的是他。北京的正式精神病院，经过会诊，宣布他为最严重精神分裂型患者。也就是说，基本没治了。他的家人听说这里是托管型的精神病医院，通过关系将他送来，但求眼不见心不烦……
“那，还让他接触电脑？”
“不让不行啊，戒毒还得有个过程嘛，再说那电脑是台废的，外壳新。除了打字的功能，其它功能一概不具备。”
“他不知道？”
“他也和那台电脑一样，其它认知能力迅速退化了。只要还能通过电脑这一载体敲出一行行骂人的字来，他的病情暂时就不会朝更严重的方向发展。唉，原来不错的一个人，可惜了！”
我亦叹道：“都是网络惹的祸。”
院长立刻反驳：“你这种说法我绝不苟同。不是网络使他成了精神病人，而是网络使他的精神分裂潜伏期延长了。没有网络，他早该疯了，还不知会以多么暴烈的方式发作呢！”
我说：“难道他的亲人们还得替他感谢网络？”
不料院长说出一句话竟是：“连我们中国都得感谢网络！”
我一怔，表示愿听端详。
院长接着说：“你想过没有，中国有十三亿多人口啊！这一点决定了，中国的任何一类群体，都将是世界上最多的。各种各样的压力，使人浮躁，使人倦怠，使人郁闷，使人怨毒，使人心理紧张，使人生理紊乱，使人人格分裂，使人找不到北，使人想骂人，使人产生攻击的冲动。如果能够统计，为数肯定不小。幸亏有网络，使这样的人们有减压的途径。当然网络带给人类的其它好处很多，很巨大。比如推动民主，促进法制，监督腐败。但我指出的，也是一大好处。当然减压的方式很多，许多方式健康、优雅。但没有经济条件优雅，也感觉压力重重，也希望减压的人们，他们选择成本最低的方式减压，同志，可以理解的吧？……”
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离开精神病院，我的心情特复杂。觉得受益匪浅，亦觉得被歪理邪说所蛊，认识混乱，也有点找不到北了。
过马路时，一个骑自行车的人险些撞着我。
我心头攸恼，正想骂他一句，却被对象抢先了。
“你他妈瞎呀？！”
对方扬长而去。
回到家里，我命儿子替我开了电脑，打算在我的博客上大骂那骑自行车的人；一想，自己不会打字，身为父亲，口言骂人话，命儿子敲在电脑上，这等事我还是做不出来。
于是只在心里骂了一句：“你他妈才瞎了呢！”
快感。小的。
却毕竟，是快感……
分裂
还是那里。
我又去探视哥哥时，恰逢全体病人（男子病人区）刚在院子里做完操。他们还有半点钟的自由活动时间。在这半点钟里，想吸烟的可以吸。而烟，是他们集合在院子里了才发给的。不吸烟的，也不愿提前回病房。这儿那儿，蹲一起发呆。有的，无缘由地笑。还有的，双手抱头，陷于正常人不解的苦恼。
那会儿，他们与高墙外的人们的不同，是一眼就看得出来的。
那会儿，看到他们的人会不由得庆幸，自己不是他们中的一个。
那会儿，我陪我的哥哥在探视室聊天。
我忽然觉得院子里骚乱了，起身走到窗前朝院子里望，见一名歇斯底里发作的患者在抢别人正吸着的烟。有人将烟背到身后，佯装并没吸烟的样子。有人躲远偷偷吸。有一个人反应慢了点，结果叼在嘴上的烟被抢去。然而抢烟的患者并没吸成，烟烫了他的手，掉地上了。
“看你，不好言好语地要，偏动抢，烫手了吧？”
身体高大强壮的患者，语调温良地说着，将很短的一截烟蒂踩灭。
瘦小的患者，于是低声下气地乞求：“给我一支烟！”
高大强壮的患者却说：“我不能给你烟。医生护士都不允许。你因为吸烟，夜里咳嗽成什么样你自己忘了吗？再吸，又得为你输液了。输一次液得花不少钱，你家里那么困难，你怎么就不为你家里人想一想？……”
啪——他的话还没说完，挨了一记耳光。
我觉得问题严峻了，跨出探视室，打算以正常人的角色制止难以想象的事态。
但出乎我的预料的是，高大强壮的患者，却并未立即向瘦小的患者发威。他摸了一下脸颊，竟笑了，依然用温良的语调说：“好心好意劝你，你反而打我，你对呀？”
那时，在我看来，高大强壮的患者，简直绅士极了，斯文极了。
“你他妈给我一支烟！”
瘦小的患者还要打，高大强壮的患者没有躲。
瘦小的患者讨不到烟，也打不到人，于是辱骂。其言污秽，不堪入耳。
“那么脏的话，你怎么骂得出口啊！”
高大强壮的患者，脸红到了脖子，他一转身提前回病房去了……
瘦小的患者达不到目的，四下睃寻，又抢别人的烟，向别人讨；抢不到也讨不到，打别人，骂别人……
被打者，竟无一人还手。
被骂者，也都像那高大强壮的患者一样，默默躲入病房。
“别跟他一般见识！”
“都让着他点儿！”
“他属于重病号！”
“他初来乍到，带进来了外边……“
我听到有的患者在互相告诫。
那一时刻，在我看来，满院的精神病患者，除了瘦小的歇斯底里大发作的那一个，皆绅士极了，斯文极了，有涵养极了；与我在高墙外的世界每见每闻的情形完全相反……
我愕然。
我困惑。
一位医生两名护士出现了。
“三床的，你又胡闹！丢不丢人啊？”
瘦小的患者，顿时变乖了……
我忍不住与医生交谈，虔诚地向他请教，为什么那些个精神病患者，在刚才那么一种情况之下，其表现居然都那么的良好？是不是给他们服用了某种进口的，特效的新药？
医生笑了，说世界上根本没有那么一种高级的药研制出来。
他耐心向我解释，其实是精神病院这一种特殊的环境，对精神病患者起到了心理暗示的作用。而这也就是为什么，许多种病，只要患者在家里服药就足以使病情稳定，减轻，却须一再接受住院治疗的原因……
见我还是不明所以，他又说——凡精神病人，在家里时，大抵都是不肯承认自己患了精神病的。因为家庭的环境，难以使患者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与他的亲人们显然不同。精神病患于脑内，没有任何体表症状，亦无脏器痛苦，亲人要使患者懂得自己患了精神病，绝非易事。但精神病患者一住进精神病院，环境的方方面面都在潜移默化地向他传达一种信息——他患精神病了。渐渐的，他们也就能够接受这一现实，面对这一现实了。而这是精神病学的心理学前提。一个人，当他承认自己患了精神病，那么也就等于他同时明白了——如果他想离开医院，他就一定要使自己的表现不异于精神正常的人。他也明白，只有当他变得那样以后，他才被认为病情治愈了，起码是减轻了。怎样的人才是一个精神正常的人呢？对于男人而言，正如你刚才所见，在某种情况之下，要尽量表现得有绅士风度、斯文、有涵养。一句话，轻型精神病人，或由重转轻的精神病人，他们做人是很有目标的……
医生问我：“毛主席在《纪念白求恩》那一篇文章中，怎么评价白求恩来着的？”
我回答：“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医生说：“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以这三条来形容某些精神病人的做人目标，那也是比较恰当的……只不过……”
他沉吟片刻，也向我请教：“什么样的人，才算一个纯粹的人？”
我老老实实的回答：“我不知道。当年曾希望搞明白，至今还是不明白。”
“也许，指表里如一吧？”
我说：“那么纯粹的人，岂非太少了？”
他说：“所以毛主席才称颂白求恩啊。”
当我离开精神病院，一路走，不禁地一路想——外边的世界很精彩，差不多人人皆有目标，某些人还有诸种目标。但在做人方面有目标的，多乎哉？寡乎哉？这是精神正常的人们的无奈吧？
里边的世界很无奈，但精神病患者们，他们居然有做人的目标——如果那位精神病医生的话是值得相信的，那么可不可以说，里边的世界不无精彩呢？
我于是驻足，转身，回望那高墙，那铁门。
倏忽间我心生恐慌——自己如此胡思乱想，难道也有点儿精神不正常了？……
突触君：本文原载《海燕》2008年第10期，真的是非常温暖的故事。作为一只每天呆在精神病院的准医生，所接触到的虽与文中描绘的不尽相同（如在我们医院，患者是不允许带电脑的，另外医院条件要比文中好很多），但是内心是和作者共鸣的。精神病人并不可怕，多一点关注，多一点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