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关于老年的误解

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即便是太平之世，也没有任何时代的人类能像我们这样，乐观地预期自己可以活到老年。若是在离乱年，“昨暮同为人，今旦在鬼录”更是常有的事。当前，如果我们有魔法让2013年人类各年龄段的死亡率保持不变的话，那么全世界85%的15岁少年，都可以活到60岁及以后。但这种“我们终将老去”的预期，在人类社会降临不过百年，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出现更为晚近。所以，如何安度晚年，其实是现代人所遇到的新问题。

而从社会的角度来说，人口学家为世界所描绘的“银发浪潮”也是前所未有的新现象。20世纪各国发生的“第一次人口转变”——人口从高生育率、高死亡率向低生育率、低死亡率转变的现象——深刻地影响了21世纪的人口年龄结构。人口老龄化正是这种转变的结果，而不是低生育率或低死亡率本身的产物。这意味着，一旦世界各国的人口长期稳定在低生育率、低死亡率的水平上，人口学家所预测的2050银发世界，之后也未必会再有。

坦率地讲，不论从个人，还是从社会的角度来说，我们对生命的老年阶段都充满焦虑。我们将老年视为衰弱而无价值的人生阶段。决策者和学者则往往将老年人视为社会的负担。老龄化，本应是人类社会、经济、公共卫生和医学发展之胜利的明证，却被往往被认为是当今或者未来社会的巨大“问题”。

曾有人问我，以后人类冬眠技术足够高明之后，要不要把所有老年人，比如我们的父母都冻起来，等过年的时候，再让他们复苏和我们团聚，这样国家也都不会有养老问题了。先抛开冬眠技术的现实性，及一大波可以预见的伦理拷问，这个问题其实隐含了一系列刻板印象和基本假设：老年人对社会没有贡献，老年人对家庭没有贡献，老年人生活快乐的源泉是儿女，等等。

首先，老年人对社会到底有没有贡献？考虑到这是“一切都待价而沽”的资本主义社会，我们姑且先只考虑老年人的经济贡献。我们许多人认为老年人不工作还要拿退休工资，因而是社会的经济负担。可我们忘了，在中国社会，当前大部分老年人是没有退休工资可以拿的（新农保毕竟不能和城镇的退休工资同日而语）。根据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LRS）的基线数据，越六成的农村户口女性人在65-69岁仍在工作，而农村户口男性的劳动参与率在各年龄段比女性均高10%左右。因而，大部分农村老年人很可能是会工作到身体不允许为止。而且有研究表明，中国农村男性老年人如果有儿子的话，其工作的时间往往还会延长，而对于农村女性老年人来说，其工作的时间则会缩短。一种解释为，男性老年人继续工作可能是为了支持儿子甚至孙辈的生活，而女性老年人则因为要承担养育孙辈的责任而更早退出劳动力市场。

当前中国的老年女性除了生产劳动之外，还往往承担了十分沉重的家务和养育工作。在绝大多数的研究中，我们往往认为老年人主要是被照顾者，但我们的生活经验就可以告诉我们，这是错误和已然过时的想法。不论古今中外，女性都是家务劳动，养育工作，乃至更难量化的“情感劳动”的主要承担者。但是中国和欧美处理这个问题的传统略有不同。在欧美，对于照顾者的刻板印象是未出嫁的女儿——父母如果需要照顾，会倾向于反对女儿结婚，以获得照顾者。而在中国，对于照顾者的刻板印象则是儿媳——父母以往如果需要照顾，会倾向于让儿媳来照顾自己。甚至有研究表明，在中国父母需要照顾的时候，照顾者如果是儿子而非儿媳，父母的心理健康都可能会受到损害。但是，随着人类预期寿命的增长，一个家庭中两代人甚至三代人共处的时间空前延长。儿女刚结婚时，父母辈往往仍然健康活跃，并不需要来自子女的照顾。

随着年轻女性教育水平的提升，劳动参与的提升，及养育的奢侈化，养育幼儿对年轻父母的挑战日增。再考虑到中国文化传统对于延续血脉的极端重视，以及当前中国社会在育幼领域公共资源的稀缺，当前，中国的老年人广泛介入了孙辈的养育。某些农村地区当今女性相亲择偶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婆婆要年轻健康可以帮忙带孩子。另外，许多城市地区祖母帮忙育幼已不再是无偿劳动。而中国老年人到底付出了多少时间、金钱甚至健康代价到育幼的过程，而育幼劳动对祖父母的心理健康有没有积极意义，这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除了育幼之外，中国老年人还往往帮助子代承担家务劳动。而在老人需要照顾帮助的时候，首要的照顾者也往往不是子女，而是老人的配偶。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欧美，男性都往往和比自己年轻的女性结婚。考虑到女性一般寿命更长，所以在老年阶段，往往都是老年女性首先充当老年男性的照顾者，在男性过世之后，子女再升级为首席照顾者。然而，老年人作为照顾者的角色却往往被社会和研究者忽略。我们一般认为子女会是老人首要的照顾者，且认为这是儒家文化影响下的社会预期，但现实中，家庭中的照顾安排则往往取决于更加务实的因素。例如，中国父母会倾向于帮社会经济地位（SES）更高的子女承担家务，因为那些子女的时间更“宝贵”，但当父母需要照顾的时候，则更倾向于让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子女提供照顾，因为这些子女的时间更不值钱。

讨论老年人的福祉，离不开家庭。什么样的代际关系对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是最有利的呢？很多人都在讨论中国父母和子女界限不明的现象，因为子女往往会在过度紧密的亲子关系中感到不自由。但是不是所有父母都期待和子女保持不分你我的密切关系呢？未必。中国当前城乡各有约一半60岁以上老年父母没有和子女同住。但没有和子女同住的老年父母大部分有子女住在同一个村或者同一个社区。所以，到底当前的中国老人最理想的居住安排是什么？传统的三代同堂家庭会不会被就近但独立的居住模式所取代？我们拭目以待。值得注意的是，许多有关“空巢老人”的刻板印象并不准确，虽然中国一半老人都“空巢”，但这并不意味着这几千万老人都过着孤独的生活。退一万步讲，即便老人成为了照顾的对象，他们真的会因为受到子女的照顾而开心吗？这也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无数的研究聚焦于照顾者的心理健康，但对被照顾者的心理健康却鲜有关注。

我们在讨论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时，往往会重视他们的需求有没有被子女满足。但对老年人而言，重要的可能不仅仅是子女。老年父母也会十分珍视自己的独立、隐私和自由。他们也会重新组建自己的家庭，寻找夕阳中的恋情。就好像子女不想让父母干涉自己的恋爱和婚姻一般，老年父母也不会希望子女干涉自己的婚姻。但老年人的恋爱与婚姻往往比年轻人有更多的羁绊和束缚。虽然没有确切的数据，但当前中国老年人恋爱同居的现象恐怕并不罕见，之所以老年人不想通过婚姻来结合，往往是因为考虑到遗产继承等等复杂的家庭问题。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进展，社会和家庭应当对夕阳红式的关系更加包容和支持。

当我们在推进精神卫生时，我们首先要破除社会对于精神疾病及其患者的偏见和歧视。同理，当我们关注老年人群时，我们也应当破除我们对老年人群的刻板印象。而要促进老年人群的心理健康，也是一个综合工程。在我看来，老年人首先应当免于贫困，这就需要社会和家庭的支持。如果对比中日韩三国的老年人，我们可以发现，日本老年人有抑郁症状的比例明显比中国和韩国少，这与日本老年人所占有的社会财富密不可分。即便是发放微薄的退休金和社保，对于中国和韩国的老年人来说，也可以很大程度上减少抑郁症状。另外，老年人应该生活在健康的社区环境中（环境的改造有赖于建筑设计/城市规划的进步，像跌倒这种健康威胁都是可以通过改造环境来预防的），并可以及时获得需要的卫生服务。老年人还应该生活在友善，并充满尊重的家庭和社会环境中。最后，老年人应当有方便可及的精神卫生服务，这就要有赖于精神卫生与初级卫生保健的结合。